刘文典，原名文骢，字叔雅，曾用名刘天民、刘平子等。1891年（一说1889年）12月生于安徽合肥，幼年读私塾，并随美国基督教会医院教士学英文、生物学，这是他第一遭与西洋文明接触，对近世科学有了初步的认知。1905年，入安徽公学读书，师从陈独秀、刘师培、谢无量等人。陈独秀赞誉他为“三百年中第一个人”，刘师培则将之喊到家中去读书。1908年底，刘文典赴日留学。在此期间，潜心攻读日本丘浅次郎、德国海克尔等生物哲学名家的著作。 1910年，刘文典经人介绍结识章太炎，遂成为章门弟子，随之演习经学、小学。在刘文典的一生中，陈独秀、刘师培与章太炎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，为他后来的学术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

1906年，同盟会发起人之一、刘文典的合肥同乡吴旸谷回国发展会员，刘文典毫不犹豫就决定加盟了，“我自幼从刘申叔先生读书，习闻所谓‘内夏外夷’的‘春秋大义’，所以一听见东京成立同盟会，有人回国收揽会员，就争先加入了。” 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首义成功。时在日本求学的刘文典返回上海，任上海《民立报》主笔兼同盟会中部总会评议员范鸿仙秘书。1912年初，正式加盟《民立报》，任编辑兼英、日文翻译，以“刘天民”“天民”为笔名，为共和革命摇旗呐喊。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袁世凯借机攫取政权，并逐步暴露称帝野心，引起宋教仁、范鸿仙、刘文典等革命党人的“口诛笔伐”。1913年8月14日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，通缉革命党人。9月10日，刘文典避难日本东京，化名“刘平子”，与范鸿仙等人来往密切，继续革命活动。后追随孙中山，加盟中华革命党，任党部英文秘书。 流亡日本期间，革命党人救亡与启蒙并重，一边秘密联络革命事宜，一边通过为报刊撰稿等途径，继续反对复辟帝制，讴歌自由民主。刘文典积极参与其间，为《甲寅》、《青年杂志》、《新中华》等杂志撰稿，译介西方先进思想、政治革新等情形。 1915年9月15日，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，后改名《新青年》，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。刘文典系“新青年群体”首批重要作者之一。1915年12月起，刘文典先后在上海《新中华》杂志上发表《英法革政始末》《意大利革政始末》等文，“述列邦之往迹，召吾国之来兹”。

在蔡元培、陈独秀等人的引荐下，胡适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杨昌济、李大钊、程演生、王星拱、刘文典等《新青年》重要作者陆续进入北大，形成新的学术群体集结。刘文典担任北大理预科教授兼文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。 1919年5月4日，五四运动爆发，北京各校学生被捕者数十人，且以北大学生居多。在此期间，各方积极营救，刘文典曾与马寅初、马叙伦等人在北大沙滩红楼“守夜”，保护学生安全。 1919年6月11日，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传单被捕。刘文典等人积极参与营救。陈独秀出狱后，一度藏匿于刘文典家中。

五四运动以后，蔡晓舟等一批关心安徽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四方奔走，呼吁创办安徽大学。从最初动议到刘文典接手筹办，历时六年，几度搁浅，终成现实。1927年9月，刘文典等十一位知名人士应安徽省政府之聘，组成“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”，主持筹备工作。

1928年8月17日，国民政府决议清华改为国立大学，同时任命罗家伦为校长。1929年2月，应罗家伦聘请，刘文典进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，同时在北大兼职授课。1931年8月，根据清华专任教授休假规定，朱自清赴欧游学，刘文典受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。在清华任教期间，刘文典渐入学术佳境，致力于古籍校勘工作，与陈寅恪、吴宓、朱自清等交谊甚笃。 1934年，刘文典宣布“费十年精力，著成《庄子补正》十卷”。陈寅恪为此书作序，称赞“此书之刊布，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”。此书为刘文典代表作之一。

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爆发。面对国民政府奉行的“不抵抗政策”，刘文典积极主张抗战，并通过演讲、撰文、译书等方式，提醒国人，提醒国人日本“举国一致，定要吞并中国和亚细亚洲，以尽大和民族的天职，实现‘王道正直’的大理想”。 1932年，刘文典在胡适主持的《独立评论》上连发两篇长文，以自己几十年来对日本的观察，引导国人理性、全面地认识日本、日本人和日本侵略。1932年，刘文典在胡适主持的《独立评论》上连发两篇长文，以自己几十年来对日本的观察，引导国人理性、全面地认识日本、日本人和日本侵略。

1938年5月22日，在叶企孙等人协助下，受到日本人监视的刘文典经天津、香港、安南（今越南），辗转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

——云南蒙自。1938年8月23日，蒙自分校课程结束，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迁回昆明。刘文典寓所多次被炸，避居乡村，每次入城，徒行数里，备尝艰辛。 在西南联大期间，刘文典先后开设各类课程近十门，包括《庄子》选读、《文选》选读、温飞卿、李商隐诗歌、中国文学批评研究、元遗山研究、吴梅村研究等。课余则投身学术演讲或学术研究，在《庄子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慈恩大师传》等著作的校勘方面均有斩获。西南联大曾经兴起过一阵“《红楼》热”，教授们纷纷“开讲《红楼》”，但大家最后公认是刘文典和吴宓讲演得最好，最轰动。

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刘文典时刻关注着国内外战事的动态与变化，尤其是对中国军队在物质困乏的情况下“愈战愈强，屡次大捷”倍感振奋。这一时期，刘文典写下了大量讴赞军人或战事的诗词作品，颇为显目。 从1942年10月到1946年5月，云南各类报刊上陆续出现刘文典撰写的政论文章，多为关于日本问题、太平洋战争以及国内局势的观察与思考，坚信“中国必胜”，鼓舞民众士气。1944年3月30日、31日，刘文典在《云南日报》上发表《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》一文，主张等日本败后，中国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，二不要求日本割地，但是在国家主权、民族大义上，却不能有丝毫的退让，显示出处理战后问题及国际关系的远见卓识。

1943年11月，经陈寅恪推荐、熊庆来邀请，刘文典正式成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，先后担任“龙氏讲座”讲席教授、文史研究室主任等职。云大期间，刘文典学术地位日趋上升，被誉为“国宝”级教授。任职国立云南大学期间，刘文典是开课最多的教授之一，有《文选学》《校勘学》《先秦诸子研究》《大唐西域记研究》《庄子研究》《淮南子研究》《文心雕龙》《史通》《文赋》《历代韵文》《杜诗研究》《读书指导》《温李诗》等十几门，堪称“教授界的徽骆驼”。

凭借渊深的学识和张扬的个性，刘文典不仅在学校里深受尊重，而且在社会各界均有较高的声望，被尊为“文学泰斗”，经常受邀主办各种讲座，并成为政界、军界人士的“座上宾”。 1948年底，胡适帮助国民党实施“抢救大陆学人计划”，刘文典即在考虑名单之列。但刘文典却婉言谢绝，决意留在云大，共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刘文典先后担任云大科学研究会委员、云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，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“学术春天”。1956年，刘文典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（云南省文科唯一一个）。

1956年1月10日，刘文典被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并作为32名专家代表之一获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。在京开会期间，刘文典多次积极建言献策，为新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建设贡献智慧，“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教授”。 1956年5月，经许德珩、曲仲湘介绍，刘文典加入九三学社，与曲仲湘、方国瑜、秦瓒等人创建九三学社中央直属云南大学小组。

1958年7月15日，刘文典突发脑溢血，经抢救无效辞世。一年后，归葬安徽省怀宁县总铺高家山（今属安庆市宜秀区），坟茔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